【摘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中国CPI呈现直线上升趋势，2020年1-2月，CPI同比上涨为逾8年来首次破“5”，其中食品烟酒类CPI涨幅最大。CPI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资产价格与物价指数关系的变化、部分投机资金的消费品炒作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过渡，但目前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预计在未来的居民消费中，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类消费比重将会上升，食品烟酒和衣着类消费占比将会下降。在消费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居民消费心理保守、产业结构落后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近年来，中国CPI不断走高。2017年2月，CPI同比上涨仅为0.8%，但是截至2020年2月，这一数字飙升至5.2%。其中，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达到了135.2%，直接拉动CPI上升3.2个百分点，占比达到62%。3月19日，国家发改委指出，当下生猪产能和供应正在稳步恢复，猪肉价格随之回落，预计未来居民猪肉消费将会回升。可以看到，CPI与居民消费紧密相关。从2013年到2019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3220元提高到21559元，年均增长率为8.5%，比CPI的年均增长率高出6.7个百分点。本文将根据相关数据从CPI入手讨论我国消费结构的现状、历史发展情况、未来走向以及可能遭遇的困境。

CPI的构成与现状

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又名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一项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CPI核算涵盖的消费品及服务分为八大类：食品烟酒类、衣着类、居住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医疗保健类、其他用品和服务类。需要指出，房地产价格的衡量有专门的资产价格指数，不计入CPI。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2月至2020年2月的三年间，中国CPI的同比增长幅度呈上升趋势。CPI的总体变化情况为：第一，近三年CPI持续增长。从2017年2月以来，中国CPI的同比增长均为正，且在0.8%-5.4%间波动。其中，2017年2月，CPI同比上涨幅度最小，为0.8%，2020年1月，CPI同比上涨最大，为5.4%，与2017年2月相比提高了4.6个百分点，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上涨迅猛。第二，2019年以来CPI增速直线上升。资料显示：2019年2月，CPI同比增长仅为1.5%，但在短短一年之内，这一指标急剧飙升，截至2020年2月，CPI同比上涨达5.2%，提高了3.7个百分点。第三，目前CPI水平基本处于历史高位。2020年1月，CPI同比上涨5.4%，涨幅8年来首次破“5”。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2%，其中，城市上涨4.8%，农村上涨6.3%；食品价格上涨21.9%，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7.9%，服务价格上涨0.6%。

从CPI的八大类构成看，呈现如下特点：第一，食品烟酒类CPI上涨最快。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食品烟酒类CPI持续增长。除2019年底，同比上涨幅度短暂下降外，其余月份涨幅不断增加。与2019年2月1.2%的同比增长率相比，2020年2月食品烟酒类CPI同比上涨16%，提高了14.8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35.2%，直接拉动2月份CPI的近3.2个百分点。第二，交通和通信类CPI下滑最大。与其他七类CPI同比增长率始终为正不同，交通和通信类CPI同比增长率在大多数月份都为负，表明2019年2月以来，交通和通信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出现同比下降。第三，CPI的飙升主要来自食品烟酒类、其他用品和服务类CPI较快的同比增长，其他六类CPI的同比涨幅下降。与2019年2月相比，食品烟酒类CPI、其他用品和服务类CPI的同比增长率分别提高了14.8和2.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衣着类、居住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医疗保健类CPI的同比涨幅却相应地减少了1.5、1.9、1.2、0.4、1.4和0.6个百分点。

CPI高企背后的原因

第一，资产价格的变化，内生地推高了CPI。一般来说，居民消费价格与资产价格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虚拟经济中的房地产、股票、债券等能够吸纳大量货币资金，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故而可以阻止实体经济中居民消费价格的上升。以美国为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狙击亚洲货币资金从亚洲撤走流入发达国家，其中大约有18000亿美元在短期内涌入美国。按照惯例，本应引起美国物价普遍上涨，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升，但美国物价基本稳定，没有爆发通货膨胀，甚至没有爆发资产价格暴涨，来自外部的流动性冲击被虚拟经济化解了，美国发达的虚拟经济吸收了突然增加的流动性。所以，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这些货币进入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引发了资产价格普遍的大幅上涨，但是物价始终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实际上，自2000年至今，美国物价基本上一直都保持在2%左右，可以说是连续20年都“停滞”未涨。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救市，以及当前美国防控疫情期间出台毫无底线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其物价指数仍将维持原有水平，甚至是低通胀率，CPI不会呈现上涨趋势。

与美国经济的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和产业空心化不同，近年来，我国整顿金融市场乱象，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引发系统性风险，2017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出台了相关措施，有力地制止了货币资金进入股市、房地产等资本市场的炒作行为，成功遏制了资产价格泡沫，因此，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退出流入实体经济，导致物价会相应地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资产泡沫破裂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股灾，此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来防止市场过度投机和“脱实向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我国股市的成交价格、流通价格、上证综合指数、深证综合指数分别高达14.9元/股、11.3元/股、3539.2和2308.9，截至2018年，却依次下降到了11元/股、7.2元/股、2493.9和1267.9。但是，CPI同比上涨幅度从1.4%上升至2.1%，提高了0.7个百分点。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住不炒”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之后，可以看到，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同比上涨幅度从2018年10月的10.13%逐步降低至2020年2月的6.62%，下降了3.5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CPI的同比涨幅却从2.5%提高到了5.2%，上升了2.7个百分点。

综上，随着2008年开始我国逐步纠正了经济“脱实向虚”不良趋向，今年又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收官之年的到来，虚拟经济将朝着市场化、法制化建设方向逐步完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呈现良性循环，预计CPI价格指数也将回落。

第二，投机资金炒作某些小宗农产品及部分消费品，致使CPI上升。一方面，国内对房地产市场、股市、债市等虚拟经济部门采取了严厉的调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明显，不确定性加大。在此背景下，部分资金为了保值增值，开始寻找合适的资金出路，某些暂时具有金融资产属性的小宗农产品的定价方式，从实体经济部门的成本加成定价机制转变为虚拟经济的预期收益折现法，其脱离成本的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CPI的持续走高。例如，生姜就成为了这些投机资金的首选目标。

资料显示，2019年4月，全国生姜均价与2018年同期持平，此后出现了显著上升，至2020年2月，同比上涨幅度达到49.9%。价格增长了将近一倍。由于人们对生姜的需求量不大，种植面积也不大，因此炒作生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受到2018年天气影响，生姜主产区的产量下降，供给的减少加强了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供应商利用人的心理预期囤积商品，外加生姜易于保存，其生产的周期性导致供给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平时普通的生姜具有了金融资产的属性，它的交易行为相应地从实体经济范畴进入虚拟经济的运作方式之中，出现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现象。另外，早些时期政府调控猪肉、果蔬等副食品价格的措施效应还没有显现时，部分小宗农产品和消费品呈现出非常态化的虚拟经济炒作方式，导致CPI的上涨。

第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CPI的上涨。疫情对CPI的影响可用市场供求理论解释。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封城封路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CPI的增长。一方面，货物运输受阻加大了农产品的供给难度，推动CPI上升。疫情期间，交通管控的实行使得物流运输不畅，各大超市和农产品批发市场难以从外地采购，农产品流通受阻，市场上供给数量减少，蔬菜、水果、肉类等食物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另一方面，人员复工延迟使得零售品供给出现缺口，导致CPI上涨。大批劳动力滞留原籍，无法及时复工，使得零售厂商出现劳动力短缺，库存商品被哄抢一空后，生产加工能力受限，难以满足消费者进一步的需求，因此，零售商品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CPI也出现了升高。对此，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物价。例如，农村农业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通过制定应急销售方案，拓展销售渠道，畅通物流通道，促进网络销售，加强组织协调等方式确保农产品的及时供应。随着疫情的逐步缓解，交通部出台了农民工包车运输返岗方案，开展“点对点”直达运输，有效推动了复工复产的顺利进行。此外，鉴于我国的粮食储备充足，口粮完全自给，因此全球疫情导致的国际粮价上涨对国内粮价的影响十分有限。可以预计，疫情对CPI的冲击只是暂时性的，随着稳产保供效应的持续释放，年内食品等上行冲击有望消退，CPI将具回落态势，高顶点大概率将过。

从CPI看消费结构未来趋势

在目前的CPI水平下，全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如何？哪些消费居于主导地位？哪些消费的相对需求较低？本文整理了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支出金额与占比的相关数据，总结如下。

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结构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食品烟酒在居民消费中占比第一。食品烟酒类CPI同比增长最大，为7%，其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最高，为6084元，在人均支出中占比28.2%。第二，房屋租赁、维修等相关居住支出占据重要地位。居住类CPI同比上涨幅度仅高于生活用品及服务类CPI、交通和通信类CPI，为1.4%，但其人均支出却仅次于食品烟酒，为5055元，占人均支出的比重为23.4%。第三，居民交通和通信消费日益增长。在八类CPI中，尽管交通和通信类CPI出现了唯一的同比下滑，但其人均消费支出仍然高居第三，为2862元，占比13.3%。第四，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最低。其他用品及服务类CPI虽然同比上涨3.4%，排名第二，仅次于食品烟酒类CPI，但其人均支出却远低于其他七类，仅为524元，在居民消费中占比2.4%。总的来看，在2019年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消费占比57.8%，其余消费占比42.2%。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为生存型消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为发展型消费，家庭设备及用品、文化娱乐和其他消费为享受型消费。因此，从CPI结构看，我国目前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发展享受型消费为辅。

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对比相关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镇和农村的消费结构与全国基本一致。在城镇和农村消费支出中，排名前三的依次为食品烟酒、居住、交通和通信，占比均超过10%，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在消费中占比最低，不到3%。第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差距较大。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28063元，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仅为13328元，不到城镇居民支出的一半。第三，与农村相比，城镇居民侧重衣着，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领域等领域的消费。2019年，城镇居民在衣着、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上的消费份额分别为6.5%、24.2%和11.9%，比农村居民高出1.1、2.7和0.8个百分点。这归功于城镇地区繁华的购物中心、发达的物流运输系统、成熟的培训机构、设施完善的文化娱乐场所为当地居民在网购、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提供了丰富便捷的渠道。第四，与城镇相比，农村居民消费侧重食品烟酒，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等领域。2019年，农村居民在食品烟酒、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上的消费份额分别为30%、13.8%和10.7%，比城镇居民高出2.4、0.7和2.6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使其支出更多地集中在相应领域。

居民消费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过程？本文整理2013-2019年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资料显示，全国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如下变化：第一，医疗保健消费的比重显著上升。2013年，医疗保健消费份额仅为6.9%，此后持续增长，2019年达8.8%，上升了1.9个百分点。第二，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占比的增长幅度次之。数据显示，消费占比从2013年的10.6%提高到了2019年的11.7%，上升了1.1个百分点。第三，交通和通信消费份额稳中有升。2013年，交通通信消费占居民人均支出的比重为12.3%，此后，先上升至2016年的13.7%，再下降至2019年的13.3%。第四，食品烟酒和衣着支出占比下跌最大。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和衣着消费的占比分别为28.2%和6.2%，与2013年相比减少了2.9和1.6个百分点。第五，其他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始终最低且变化最小。2013至2019年，全国居民其他用品及服务的消费份额远低于其他七类，不到食品烟酒的十分之一，且基本稳定在2.4%-2.5%的水平。总的来看，2013-2019年，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消费占比从61.7%下降至57.8%，降低了3.9个百分点。因此，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消费渐进过渡。

城镇和农村的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何异同？我们同样以2013-2019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对比2013—2019年城镇和农村消费变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村的食品烟酒消费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差距在不断缩小。2013年，城镇和农村的食品烟酒消费份额分别为30.1%和34.1%，截至2019年，相应地减少至27.6%和30%，其差距从4个百分点缩小到了2.4个百分点。第二，城镇居民的衣着类消费份额一直高于农村，但差距在进一步降低。2013至2019年，城镇与农村的衣着类消费占比差距从2.3%下降到了1.2%，减少了1.1个百分点。第三，城镇的居住消费占比大于农村，且差距存在扩大趋势。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从2013年的23.3%升至2019年的24.2%，农村居住消费从2013年的21.2%提高到2019年的21.5%，居住消费的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第四，城镇交通和通信类消费支出比重经历了先领先农村，后不及农村的变化过程。2013—2016年，城镇交通和通信消费分别超出农村0.8、1.1、0.9、0.4个百分点，但2017年后被农村反超。截至2019年，城镇交通和通信消费比农村低0.7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结构的未来走势将会怎样？分析相关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比重预计大幅上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居民对于专业养老、高端医疗、营养保健、康复护理、健康科学等方面都有了更高的消费需求。资料显示：2013-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从912元上涨至1685元，增长近一倍，相应消费占比也从6.9%增加到8.8%，提高了1.9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医药保健产品进口、出口、进出口额大幅增长，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在2016年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预计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到2030年达16万亿。目前我国健康产业仅仅6万多亿元，因此未来十年将增加10万亿元。而且，经过本次疫情，医疗保健产业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公众的健康意识显著提高，医疗保健领域巨大的市场需求一触即发。第二，交通通信消费的占比将进一步扩大。从图5可以看到，全国居民的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从2013年的1627元增加至2019年的2862元，其消费所占份额也从12.3%提高到了13.3%，呈缓慢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涉及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的“新基建”进入了大众视野。可以预计，未来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提高移动传输等技术的速度和效率，带动数字娱乐、在线教育、直播零售、无人配送、无人驾驶等多个关联产业迅速发展，大众对于便捷通讯和物流运输等的消费需求也会随之而来。第三，食品烟酒和衣着的消费份额未来将会出现显著下降。资料显示，2013-2019年，居民食品烟酒和衣着的消费份额显著下滑，分别从2013年的31.2%和7.8%降至2019年的28.2%和6.2%。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用于食品衣着的支出占比会不断下降，消费结构将从生存型消费向改善型消费过渡。例如，美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食品和衣着类支出占比减少到了16.3%。相比之下，2019年，我国食品烟酒和衣着的消费占比高达34.4%，因此未来存在较大的下降空间。

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困境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尽管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但在未来的推进过程中可能面临以下问题。第一，消费心理悲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直接导致经济停摆，失业上升。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6.2%，为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带来低收入群体的增加、收入水平的下降会影响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CPI仍处在较高水平，因此，报复性消费未必如约而至，消费心理可能反而更趋保守。第二，产业结构有待升级。我国的消费结构处在向发展享受型消费过渡的阶段，创新设计、产品品质、品牌价值等逐步成为了消费者的关注重点。但相应的产业结构却仍以中低端为主，无法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境外抢购集中体现了这种落后的产业结构与增长的高端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人口老龄化严重。一般来说，年轻人是消费升级的主力。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2.6%，老龄化问题突出。考虑到老年人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可能进一步导致居民整体的消费意愿下降。

这三个问题在中国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是不可回避的。近期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各省市陆续推出消费券等措施以提振消费，但这些毕竟只是短期刺激手段，长期来看，一方面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继续严控房地产市场，降低居民负债率，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活力。同时，协调与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产业结构需要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鼓励发展应用型科研，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此外，人口老龄化下的医疗保健消费或将迎来黄金发展期，长远来看，适当放宽生育政策不失为促进消费的好方法。随着中央第一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文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4月9日）的出台，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培育和完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的逐步健全，意味着要素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将激发各方积极性，把蛋糕做大，从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更好地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熊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